編按：6/6/2011 自由時報刊錄的為精簡版，此處轉載的為完整版。

台灣文學‧反省與思索(二)──黃蔣爭議背後隱藏的語言、認同邏輯

by 楊傑銘 on Monday, June 6, 2011 at 7:43am

王俐茹（台師大台文所博士生）

一、失焦的焦點

回顧歷史，黃春明與蔣為文的衝突除卻個人因素外，也再現了台語文運動發展近百年的歷史情境。蔣黃爭議後最應該被詢問的主題本應是「母語文學創作以及目前教學、研究現況」，最後卻讓焦點聚焦在「母語與國族寓言」。不僅讓議題淪為意氣之爭，但也反映出台語文運動背後的認同邏輯。不可否認，戰後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殖民統治，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其他族群對於形塑自我文化認同的可能性。但是，語文認同與國族認同是否真的緊密的扣連？或者說，語文使用是否真的無涉於政治選擇？我們從後來黃春明所提到的：英美兩國其實也是共用一套符號系統、楊逵等日語作家也是使用殖民者語文來創造出不朽的作品。以及當日蔣為文所舉的標語「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他對著黃春明大喊的「你去做中國人，mài 做台灣人」，便可以窺知兩造對於語文與認同上的不同態度。

我們不可否認，語文作為意識的載體，一定程度上便也負載了語文使用者個人的記憶，或者是其社群的歷史、文化。或者說，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揭示地方語文如何透過與印刷資本主義的合作，讓歐洲產生各個不同的民族國家。然而，理論的精闢並不在於「一體適用」的共通性；它往往是因時制宜、從現實出發的思索結晶。或者說，對於目前台灣社會所存在的現實情況來說，有沒有可能反而是因為語文運動與國族訴求太過於接近的關係，進而無法貼近大眾、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當中？這其中的複雜關係，其實是有待詳細辨證的。

二、台語文與「作一位台灣人」

今日黃、蔣兩人的爭議，嚴格說起來並不能算是一場單純地意外，更直接一點來說的話，衝突更來自於過去將語言運動與國族意識並置於同一討論範疇下所造成的結果。至少從過去非母語推動者廖咸浩的《「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的盲點與囿限》文中，就可以理解該方論者對於台語文運動與民族主義過於接近的憂慮。然而，筆者認為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台語文運動、台灣民族主義各自的正確與否；或者說，即便台語文運動與台灣獨立建國在戰略層次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連性，也應該在戰術層次上保持距離。

台語文運動論述所經常存在的邏輯，在於強調「什麼人」應該說「什麼話」、用「什麼字」；同時，也唯有這些人說他們的話、用他們的字以後，才有可能達到「脫殖民 (獨立?) 」的情境。但是，語文本身的工具特質與認同本身的抽象特質不應該被混作一談，特別是台灣本身作為移民頻繁的島嶼，除了外來殖民者(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清帝國、日本帝國、國民政府)的壓迫外，同時也存在著內部各族群、社群之間的相互排擠(如，漳泉鬥)，以及族群認同身份調整與轉移等各種情況(如，閩南客或者不同族群間的通婚)。言文一致當然是學理上的正確訴求，但是台語文運動於戰後萌芽之際，其實並不能確定誰必然是、必須是台語文的當然使用者。於是，一旦將語文使用歸因在個人選擇，那麼如何創造有利台語文學習、傳播的環境，讓更多人可以在生活中「潛移默化」地接觸台語文、接受台語文，其實遠較於在會場上舉大字報抗議要來的重要。

三、 台灣人的條件？

過去透過民族、政治訴求召喚語文運動推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本土派政權執政之際，未能迅速確立官方版本的台語文系統，並且透過國家力量讓台灣各語文系統得以公平、普及化所產生的遺憾，其實才是當前我們必須檢討、反省的主要對象。今天不會有人懷疑我們學習英語的目的是為了要成為英/美國人；同樣地，也不會有作家視自己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時，斥為「不倫不類」。那麼，何以同樣的情況被放置在台語文時，就會完全的變調呢？

台語文運動的真正挑戰在於：一旦台語文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脫勾，則它如何在日常語文與專業語文等層面同其他既有的強勢語文(如「國語」、英語、日語)進行競逐；並同時在論述架構上兼顧與其他族群語文運動的公平性，澄清所謂「沙文主義」的疑雲。一味排除目前「國語」在台灣的社會功能其實是於事無補的，真正的關鍵終究還是在於：台語文運動如何單純地確立其作為語文系統上在台灣的特殊價值；並且正面勇敢、方向正確、手段文明地去面對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按：這一系列的文章是幾位台文所研究生共同討論後的意見整理。我們認為在煙硝(假如有的話)尚未消散的當下，台灣文學的未來有更多值得被認真討論、好好瞭解的範疇，必須趁這次機會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對話。我們並非指桑罵槐，但也絕不文過飾非，台灣文學的發展自一開始便走在反省與思索的道路。過去如此，至今依然。

王俐茹、江昺崙、楊傑銘、鄭清鴻、藍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