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伏案書寫，正如仰望繁星

 

在所有其他東西都失去之後，對我來說語言是不可能失去的。這是最後的、最主要的家園。

                                                                          希爾黛．杜敏(Hilde Domin)

十幾年前我在寫《本日公休》時，曾被宋澤萊老師稱為是「第四代台灣作家」(請自行把「家」拿掉)，當時在幾次向宋老師請教的機會裡，我曾提過一個寫作上的困難，那就是我究竟該用什麼樣的語言重現故事。宋澤萊老師當時認為我的「北京話」(他的慣用語)已經比「台灣話」好，所以他說，就用你熟悉的話來寫，「但是也要認真學台灣話」(這裡的台灣話指的是河洛話，或有人稱為閩南話，對讀這篇文章的人來說，確認這個名實有差異的詞即可，我目的不在談哪一種稱呼較為適當，只是選擇我母親常稱呼這種語言的用詞，就是「台灣話」)。他也認為描寫跟對話使用的語言可以分開處理。

我從小在家裡講慣了台灣話，語言表達上大抵是沒有太大困難的，有一回我還曾在台灣教授協會用台灣話演講蝴蝶生態。困難的地方是書寫體。怎麼書寫讓讀者感受到小說裡人物的背景，語言的文字化當然是重要的一環。

幾年後我與黃春明老師也請教了這個問題，他有一個看法讓我印象深刻。他提到他父親那一代的日語比中語、臺語都來得好，但1946年國民政府禁止日文版的雜誌與報紙欄，這再來一次的語言禁錮，背後當然是政治權力的因素，本質上也是文化宰制的手段。我記得黃春明說，如果你現在的日語還跟你爸爸那一代的日語一樣好，那麼你在語言的使用、文化的理解上，又多了一層的可能性。

其實我還未上小學的時候，我父親曾認真地教我五十音，和一些日常的日文用語。我至今仍記得父親的日語口音，以及他用萬國音標唸出來的英文，只是當時我並沒有認真學習那個「殖民者語言」。幾周前我和陳雨航先生一同評審，他問同為評審的甘耀明和我日語、日文能力到什麼樣的程度？因為我們的小說裡都曾試圖重現那個日語時代。事實上，我跟甘耀明都沒辦法真正閱讀日文史料。我們都用了間接的方式，來接近那個時代。

雖然我和家人一律使用台灣話溝通，但很感羞愧的是，我的台灣話已不如我母親那一代的「有活力」。為了重現某個時空、某些人生的活力，我曾一度狠下心來閱讀台語字典。我的第一本台語詞典是1991年遠流出版的《台灣話大詞典》，由陳修老先生畢其一生心力所撰寫。那詞典太昂貴了，我當時根本買不起(記得要兩、三千塊)，所以其實是1992年朋友送我的珍重禮物。

當兵的時候我開始動筆寫一系列中華商場的小說，彼時母親每講一段我覺得有意味的話語，我就要求她再講一次，然後去查詞典漢文該怎麼寫，羅馬拼音該怎麼拼。未幾我上了研究所，當時也是現在台文館館長李瑞騰老師主持的現代文學教研室裡，有一套自立晚報出版的《分類台語小辭典》。這部辭典對我影響也很大，因為它查起來很便利，不是詞典式的便利，而是小說寫作上的便利。比方說我記得它是把名詞、動詞分開來編排，因此查一個動作，常常就會連帶地看到其它有趣的動作；查一個詞，往往就會連帶看到一系列相近的詞。比方說查天頂(téng)，你會順便看到天公(kong)，簡直像可以連綴成一部小說的詞典似的。當時我覺得拼音並不困難，比較難的是重音與音調的部分，我一直搞不懂標注的法則，而且台灣話音調上的變化，在各地頗有差異。

那時候我曾寫過一篇叫做〈眼井〉的散文，裡頭寫到我父親眼睛開刀後我去看他，兩個辨色力弱的父子站在醫院的花園前面，我問他眼睛還好吧？父親說：「目睭摛開，會感覺撓撓刺刺，親像狗蟻旋過去同款。所以，只好放乎一直睏。」我使用了那本詞典裡用「旋」來做為「sōan」(不曉得有沒有拼錯)這個奇妙動詞的漢字，直覺很有動感。不過當時這篇文章得了一個文學獎，擔任評審的南方朔在最後一輪投票給了這篇文章零分，認為我用字用錯了，其實我用的正是那本詞典的用法。

研究所的時候，沒有唱歌欲望的我跟著李國俊老師唱南管，主要就是為了傳統南管譜上那奇妙的台灣話文。「在」這個時態語詞，在泉州音的南管譜裡被唸為「tū」(一般人唸起來比較接近teh)，有時會寫為「佇」。「我佇此等你」，「我佇此等妳」，「我佇此等汝」。啊，語言如斯，這個字當時如此震動我的心弦，彷彿那個等待就是一種徘徊，一種遠望，一種風鈴被時間在耳畔輕輕敲擊的聲響。

正如幾天前我在百年小說研討的發言講的，我是一個不善長告別的人，在我還能動筆的時候，多麼不願曩昔的生活變成一種聲音、一種古調、一種會飄散在空中，像月暈一樣淡薄不可捉摸的物事。

於是，幾天前的「黃春明、蔣為文事件」，我遂有幾層的感想。

一直以來，我總試圖要解脫漫長的學術生活的套索。雖然學術上的要求，在某些部分與創作並無二致(比方說要認真以對)，但某些部分卻是不一致的。

一個作家是否應用「母語」寫作？我以為在創作上不成問題。因為創作者理應使用自己認為最適合的武器：該用鎗的時候扣板機、該射箭的時候拉弓，該用血滴子的時候就讓自己咻咻咻地飛出去。當然有的時候是反過來的，當讀者預期你會動鎗的時候你用圓月彎刀，以為你在拉弓其實你在準備袖箭。凡是能呈現落筆背後意志、震動、想像、意圖的所有可能性，都應該可以取為創作手段才是。

但學術上則是另一回事。學者或許得定義「母語」是什麼意思，然後再自我詰問「母語」以及「殖民地語言」的關係與背後的政治、文化意義，接著還得拿這樣的思維使用語言的框架，搭起一個結構性的建築。人們會要求那裡頭不能自我矛盾，盡可能沒有動搖之處。

台灣話過去是否曾出現文字書寫的形式？當然是有的。教會羅馬字、郭秋生提倡台灣話文，都有過實際的書寫系統。現在我們的台灣話書寫系統該怎麼建立？確實可以在學術上一面辯論，一面試探。至於一種文字系統能否被廣泛採用，當然涉及政治權力的問題。只要透過教育，基本上不會有部分人懷疑尋古字或拼音文字是否難學的問題，因為中文本被普遍認為世界上最難的文字系統之一。而正如注音符號並不是唯一認識漢字的音符系統一樣，我們不也漸漸熟稔了那些「符號」？(雖然永遠有人ㄣ、ㄥ不分)即使像原住民語原沒有書寫系統，如果現在有一批使用者致力於構造一種書寫系統，當然也是樂觀其成的事。(事實上，已有許多原住民作家以拼音寫作。)

就這點來看，蔣教授努力試圖讓一種曾有多種表達形式的語言，以自己的研究漸漸形成一種眾人可接受的文字表述方法，無疑是件可以祝福的事。(當然成功與否，是另一回事)

我試著聽了有點混亂的片段錄音檔，當黃春明老師以一個流利的台灣話運用者，以一個創作者的身份去談「「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的時候。在我看來，那並非是一種「學術表達」。而是一個小說家、舞台劇作家、文化工作者對書寫的說法。身為一種象徵著自由向度的創作者，跨進了一個可能會被另一種向度的人，用不同標準檢視、挑戰的舞台，受到質疑當然是可能的。蔣為文教授對黃春明老師的質疑，正是建立在一種「學術上」的(以致於他當場與事後皆反覆訴說，黃春明並不是一個研究台灣話文的學者，怎麼可以用某些說法「誤導」聽眾)，但卻不是創作上的。

黃老師既然不是學術上的表述，蔣教授又非創作者，何必急於挑戰？我以為，這和黃老師的作品和人向來在讀者接受上，極有影響力的緣故。

影響力或許也是這次爭端的隱性關鍵詞之一。事件發生後，許多人討論的重點放在，台灣話文會不會反而窄化了閱讀群？用一種少人操用的文字系統寫作，會不會導致讀者縮減，或無法造成讀者理解？我深深崇拜的作家以撒‧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是出生於波蘭的美國籍猶太人作家。他努力使用漸漸少人使用的意第緒文寫作，而意第緒語有時也被某些學者視為是德語的一支。

以撒‧辛格我在網上查到的意第緒文寫法是יצחק באַשעװיס זינגער。(使用的是希伯來文的符號系統)對不懂這種語文的我來說，這跟M44星團上某顆星球的外星文沒什麼兩樣，但以撒‧辛格的作品魅力硬是讓數十種語文的譯者必須努力去閱讀他的作品，並且投入轉譯，終究還是在多年以後影響了島嶼上的一個書寫者如我。我為他的作品流下的眼淚，也是對那個古老的聲音、腔調、文字的一種致意。

我以為，創作者其實是可以不考慮作品此時的閱讀者群，而努力讓自己的作品成為像以撒‧辛格一樣，眼光寄望於未來。是讀者如我們「得」走進那個星團的核心，是我們「得」讓自己被影響，是我們得向他的意第緒語寫出的故事，以淚水與心靈震顫致意。

我以為創作者是可以「引導」他的讀者、他的世代、他的土地的未來的，而他的價值正在於此。但相對地，學者在自我的領域裡窮經皓首，也有一個隱隱意圖影響世代的遠景。但成功與否，此刻實難論斷。衝突結束之後，無論是黃春明老師或是蔣教授，都得讓他們的作品與論述各歸其位──影響讀者，影響下一代。時間會是所有競爭者唯一的裁判。

我以為有動人的作家，也有動人的學者。在臺灣話研究上，可以在許極燉、鄭良偉、洪惟仁、李勤岸、張裕宏諸位老師的作品中看到(請恕我省略這幾位老師之間的同異之辨)。甚至在陳冠學這類可能在學術圈裡被視為「不算學者」的身上，也可以看到(雖然我不同意他部分的作品)。幾周以前，我在上到陳冠學的作品時，曾印了《臺語文的古老與古典》中一篇名為〈西北雨〉的文章給學生。文中提到現在被普遍化寫成「西北雨」的「那一種雨」，應該寫成「夕瀑雨」。像這個詞，我以為純用語音表現，總有那麼一點點遺憾。特別是如果我寫的是午後，黃昏以前，因對流作用開始下起狠辣、豐沛如水瀑的雨，那文字的視覺意象如此強烈，那語詞本身就是詩。

讓我們嘆息一聲，靈魂像突然之間被親吻了一下的，是詩，而非僅是語文，不是嗎？

而我做為一個幼稚的，缺乏使命感的寫作者，仍願再學習台灣話文的各種寫作方式，理由之一當然是它是我口語表達裡重要的一種形式，是我最後的家園，而能傳遞它的是地球上智人僅存的象徵：文字。因為，當我伏案書寫之時，正如仰望繁星，而我正站在其中一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