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成大台文人」的方式說話（二）

by Adou Jaw on Wednesday, June 1, 2011 at 6:46pm

成大台文系博士候選人  趙慶華

伴隨著將巴克禮牧師奉為「台灣文學之父」的文學觀，蔣副教授接下來提出他對「台灣文學」的界定：「只有以原住民語、客語和台語所書寫的文學作品才是『台灣文學』」；在這個定義之下，寫作者的身分（誰寫）、作品主題與內容（寫什麼）、以及作者在地理上的空間位置（在哪裡寫作）都不在衡量範圍之內，唯以「書寫工具」──台灣各（原住或早期移民）族群母語作為識別標準。這個界定潛藏著幾項論述的假設：1.原屬於台灣的「在地」群體只有原住民、客家與福佬族群；2.因此，只有這三個族群所操持的語言可以被稱之為「台灣語言」；3.既然是「台灣文學」，當然要以「台灣語言」所書寫者才足以稱之。看到這裡，也許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就是：何以當前已幾乎成為台灣社會共識的「台灣四大族群」中的「外省族群」及其母語「華語」未被含括其中？這個問題要連結到蔣副教授另一個核心思維，即：「外省族群」乃是1949年遷佔台灣的國民黨這個外來殖民政權的附庸，自然也屬於殖民體制的一環，他們的母語（華語）經國民政府透過國家機器強力動員的手段而得到保障甚至壯大的同時，是台灣其他早先在地群體母語的被扼殺；此外，既然國民政府是外來殖民統治者，那麼其所推行的通用語言當屬「殖民者語言」，殖民者語言往往承載著殖民統治思想，以合法霸權的形式對被殖民者進行暴力性的壓迫，讓使用者對殖民統治者形構不自覺的屈從與認同，因此，凡是具有抵抗（國民黨所象徵的正統「中國」）殖民統治意識、堅定台灣認同的「正港」台灣人都應該拒絕使用這個語言，無論是在言說的表達或文字的書寫上皆然。

語言與認同

事實上，這並不是蔣副教授首創或獨創的見解，而是許多長期以來希望藉由推動母語復振達到建構台灣主體認同的有識之士一致的盼望，其所秉持的理念基礎乃是將「語言、認同和民族國家的建構」連結在一起，把「語言」視為群體認同的外在象徵以及保證其延續的唯一進路。在這樣深切或急迫的期待背後，有著漫長的歷史與政治因素，尤其眼見台灣歷來與各不同外來政權遭遇的結果，是母語、母文化和主體性（認同）因強勢的打壓而喪失，因而力圖透過母語文學的書寫與母語教育的推動，來維繫、保存乃至於強化台灣主體認同。

在這次爭議事件中，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聲音：「語言只不過是用來溝通和表達意見的工具，因此使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有什麼不對？」由此衍伸，「文學」既然是要讓大眾閱讀的，或者要考慮其市場傳播性，以當前最多台灣住民能夠理解的華語來書寫，有何不可？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語言除了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同時也絕對有其「象徵意義」，它是群體認同的載體、符號和集中點，累積了群體歷史和文化的聯想與集體記憶，所有這些東西的加總使得語言除了具有字面上看起來單純的指涉對應之外，還可以傳遞唯有該群體才能理解的弦外之音或言外之意；通用的語言能夠讓使用者分享同樣的價值、審美、世界觀以及「對自我的評價」，而那正是群體文化得以延續、「主體」可以「活下來」、身分認同能夠存在的保證。倘若不是如此，歷來的殖民統治者，包括日本和國民政府，便無須以如此積極強烈的手段推行「國語政策」，其背後，正隱含了這一套建構被殖民者身分認同、形塑國家共同體想像的操作原則。而且統治者禁制母語、推廣「國語」的方式從來不只是法令政策的規定與頒布而已，通常還伴隨著將文化、語言施以「高低」、「優劣」的區別。以國民政府來台後所推行的「國語運動」為例，其藉由強制性的手段，將台灣在地語言貶抑醜化為只能在非正式場合──家庭、私人聚會、民俗文學中使用的「方言」，將統治者所認可、自上而下所推動的「（北京話）華語」變成應用於正式場合（國會、學校、新聞影視媒體）的「標準國語」；透過意識形態的運作，「國語」成為「比較高雅、比較具有邏輯」的「高階語言」，「母語」則是「難登大雅之堂」、「粗俗無文」的「低階語言」；由此，「中國語言」所傳遞的「高雅」形象被建構起來，滲透於許多台灣住民的自我認知和感覺中，從而產生這樣一種身分認同的進程：「中國語（文化）比較高級」→「我說標準的中國語」→「我是『高級』的中國人」。國民政府就這樣運用「高文化」的界定和灌輸，以「無差別」的方式形塑台灣住民對「中國」的國家想像和文化認同，由此「成功」地將「台灣人」打造為「中國人」。

但是，「語言」在身分建構上真的是一條滴水不漏的管道，或者說是絕對的唯一取徑嗎？國民政府透過「國語」讓所有台灣人都成為中國人的手段真的徹底「成功」了嗎？假設如同許多（激進的）母語運動者所宣稱的：「語言」是建構身分認同的唯一要件，唯有使用台灣在地語言，才有台灣意識、台灣主體認同可言，那麼以與我同樣為六年級生的蔣副教授為例，我們大約同樣成長於力行國語文教育的年代，在學校裡也可能同樣經驗過老師擔任最徹底的國語政策執行者，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都是一整套中國語言文字文化歷史地理知識的灌輸；照理說，蔣副教授通過母語而激生的台灣人認同應無萌生的空間，他應該會始終安然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何以實際的狀況有如此大的差別？在這次事件中，蔣黃兩人在身分上同屬於福佬族群，兩人的母語同為「台語」（暫時依蔣副教授的定義使用之），真要比較起來，蔣副教授的華語可能說得還比黃春明先生更「好」一點，黃先生如果用他的母語演說也可能還更活潑生動一點，但為何蔣副教授堅稱黃春明不具台灣主體認同？另外一個也許更具說服力的證明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許多以日文為書寫工具的前輩作家，為何可以透過殖民者的語言寫出深具抵抗殖民者意識的文學作品？

這麼說，並不表示反對台灣母語教育的推廣、提倡，或是母語文學的書寫，也不表示不理解當前母語教育在實際推行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或抵抗；如果容我「僭越代言」，這也是成大台文系所一貫的態度和立場。早在成大台文系成立之初（蔣副教授尚未任職於此），在課程規劃上，便將母語定為必修課程，每個大學部的學生都需要修習一學年的母語；由於初期師資不足，原本只有「台語」課程，後來陸續增聘客語、原住民語師資，也規定學生從「三選一」變成「三選二必修」，我相信這必然是建立在老師們對「母語教育」（無論是口說、書寫或創作）的重視上。當然，這樣的努力相較於母語運動者的衝鋒陷陣，也許只是杯水車薪；當這麼多無分族群的一般民眾讀者對此事件的心得是：「為什麼要推廣大家看不懂的火星文（指羅馬字標音符號）？」、「為什麼不以多數人方便使用的『華語』就好？」時，恰恰顯現出「華語」的強勢與「母語」的沒落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兩者的懸殊與落差不成比例，是母語運動前輩的憂心之所在，也是其經過漫長奮鬥卻在此一役備嘗挫折的情緒根源。但是這裡我想強調的是，雖然「語言」是建構認同的元素之一，是關於「我們」的「想像」得以成立的一個前提，有助於國（家）族（群）界線的劃分或內涵的填充，不過，它並非「唯一」的要素。認同，取決於多重指標，「共同體」的認同來自「個人」的認同，而個人的認同除了和語言使用有關，生存、個人安全、福利，以及，情感與尊嚴，也同等重要。認同，從來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麼簡單，尤其是在後殖民情境中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