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成大台文人」的方式說話（一）

by Adou Jaw on Saturday, May 28, 2011 at 10:51pm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趙慶華

現在不論本省、外省作家都想說他的文學是「台灣文學」了，這是好現象。那麼就不用客氣吧。但切記，不要說：「我才是真的，你們是假的。」這是一點點對文壇的諍言。－－宋澤萊‧〈何必悲觀－評廖咸浩的台語文學觀〉1989.07《新文化》第6期。

在「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創設滿十週年的2010年，我曾動念想寫一篇文章，題目都想好了，就叫「十年」，說說我在府城的這些日子以來，曾經風光揭牌、昂首闊步地出發的成大台文系如今的樣貌，以及，從過去的哪裡走到了現在的哪裡。延宕多時，終不成文；近日所發生的台文系蔣為文副教授在作家黃春明公開演講場合舉海報抗議事件，則讓我再度回思這個問題。看起來，這是一場單純的訴願行為，但之所以演變為如此激烈的場面與難以平息的衝突，與蔣副教授歷來在系上慣常以缺乏民主素養的謾罵、羞辱等人身攻擊的方式作為其表達意見或爭取資源的手段有關；看起來，這是母語文學與母語教育長期受到打壓之後的反彈，但其背後所隱含的根本問題則牽涉到「台灣文學」的界定與路線之爭；看起來，這是蔣副教授個人的言論行為，卻也恰恰好暴露出成大台文系由來已久的發展方向曖昧不明與部分老師們過於潔身自愛的心態。

我，作為成大台文系博士班的學生，除了是一位資深學姊、是三年來在系上持續開設「原住民文學」的兼任老師，同時也是當天「在（活動現）場」的工作人員；除此之外，我還是一個在蔣副教授口中以「殖民者語言」為「母語」的「外省第二代」，站在這種種身分交織而成的立基點，以下，我試著從「台灣文學工作者的一份子」這個角度來發言。雖然我從頭到尾拒絕承認這是一個「學術」問題──畢竟，這年頭，學術的真偽難辯──但是，它既然發生在學術性的場域，那麼，終究還是需要以比較「理性」，我指的是希望能以清晰、有條理、合乎邏輯的方式，來進行陳述。

先簡單說說事件本身

大家都說有圖有真相，但是，就算影像紀錄被呈現出來，大概也改變不了以下幾件事：1.就黃春明的演講內容與觀念而言，許多長期在台語文學界耕耘的前輩們認為黃春明認定母語只適合用來言說而不宜「書面化」，以及他對當前母語教育的看法不僅值得商榷，還存在著嚴重的謬誤；但事實上黃春明當天表達的重點在於「母語教育不應急就章行事」；2.那麼，蔣副教授的觀點又如何呢？但凡修過他的課的學生大概沒有人不知道，他所有論述的中心思想只有一條，那就是中國語（華語）＝殖民者語言；「台灣作家」用「中國語」寫作令他不齒；唯有以母語書寫者才堪稱「台灣文學」；3.就當天蔣副教授的意見表達方式來說，許多人同意他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絕大多數人也會同意他至少應該展現民主風範，在講者談話結束後再提出自己的看法；4.從兩人的身分背景來談，有人高聲斥責蔣副教授以一位後生晚輩的身分怎可公然對文學前輩不敬，沒資格為人師表，這也是成大台文系辦（以及官方網站）在新聞露出後立刻湧進大批抗議電話的最主要原因；但也另有一些人則強力放送黃春明飆五字經髒話（光是髒話還不夠，一定要強調是「五字經」）、比中指、甚至衝下台欲打人的行徑有失大師格局；5.最後，地主單位也被點名危機處理不當，有人指責沒有在第一時間將蔣副教授請出會場以利活動繼續進行，有人則是質疑怎可動用「民粹」、煽動民眾情緒將當事人「驅離」，而沒有製造讓兩方「理性」溝通的平台。……

我認為即使有了圖，上述這些仍然是無可改變的「真相」，影像除了滿足大眾與媒體的偷窺欲，恐怕也只是更加坐實雙方把指頭伸出去指著對方的正當合理性；而唯一不需要靠著影像就絕對能澄清的，是兩人的確沒有扭打成一團。事件的發生之快速出乎眾人預料，而大家更沒想到的是，這個社會在種種對立之外，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對立組合：蔣／黃，學者／作家、學術界青壯派／文壇前輩大老、為母語生存爭取空間而聲嘶力竭者／深刻書寫描摹台灣底層人民心聲者……。這幾組元素本來不構成必然的對立關係，甚至照理說該是「一家人」，卻只因為遇上了「以文學之名」的意見相左，形成了表面看來的台灣文學界茶壺裡的風暴。然而，在台灣如此複雜的歷史過往和不同族群的集體經驗面前，一旦一方以捍衛「本土尊嚴」的英雄之姿自許，另一方被冠上「可恥的被殖民者」，最後必然無法避開政治幽靈的纏繞，所以，不是什麼「文學是假的，政治才是真的」，而是文學與政治從來都緊緊糾結，難以閃躲。單就事件本身的是非對錯，相信大家自有公斷；但如果把爭執焦點從演講場合往外延伸，其中有幾點是我想抽離出來談的。

「台灣文學」ABC

我不知道現在的台文系學生如何，但當年（資深老人最愛提當年），要考台灣文學研究所，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從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入門；葉老這本文學史綱的地位和意義不用我多說，而多數人從這裡作為接觸台灣文學起點的結果是，首先學到了葉老開闊的文學胸襟，以及「用加法累積、厚實台灣文學發展」的基本態度。當然，這種對台灣文學的界定，並非自葉老始，而可以上溯至日治時期黃得時教授在〈台灣文學史序說〉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

1. 作者出身台灣，他的文學活動在台灣實踐。
2. 作者出身於台灣之外，但在台灣久居，其文學活動也在台灣實踐。
3. 作者出身於台灣之外，只在一定期間在台灣進行文學活動。
4. 作者出身於台灣，但他的文學活動在台灣以外的地方進行。
5. 作者出身於台灣之外，也從未到過台灣，只是寫了有關台灣的作品。

黃得時從產生文學的三個源泉：種族、環境和歷史出發，他看到的是，迭經外來政權統治的台灣，正因摻雜了多重相異的色彩，反而得以發展出有別於「清朝文學」、「明治文學」，而真正屬於「台灣」的獨特文學。

1977年，葉老撰寫〈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基本上即從「台灣的特性」（種族、環境、歷史）出發，將南非白人女作家N‧歌蒂瑪（Nadine Gordimer）為「非洲文學」所下的定義套用在「台灣（鄉土）文學」上：

所謂非洲的作品就是非洲人本身所寫的作品，以及在非洲這塊土地上，曾經在精神層面和心理層面上有過跟非洲人同樣共通經驗的人所寫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絕不受語言和膚色的制約。

他接著說：「很明顯的，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種族）所寫的文學。」葉老非常清楚，既然被殖民經驗對台灣來說是一個無法逆轉的事實，那麼，「使用外國語言所寫的有關台灣的作品」、「甚至台灣人本身也使用統治者的語言去寫作」，自然就應該是需要得到充分理解和同情的現象。唯有不以具有排他效果的作者「血統論」為判準，也不限定書寫者所使用的語種，才能豐富台灣文學的面貌。

從黃得時寫作的1943年、葉老寫作的1977年，到我入學的2001年，我們從陳萬益老師「台灣文學史專題」的課堂上所學到的，依然是這種開放且務實的態度。黃得時教授與葉老在他們各自的時代所提出的「台灣文學觀」，自有其時代脈絡與對話對象，但是，即便到了今天再來重新審視這樣的思考與立場，我們仍然不禁會因著前輩們宏大的視野與格局而動容，同時也相信，「加法」絕對是最能充分反映台灣歷史經驗和文學發展現實的一種姿態。儘管經過漫長歲月的潛隱伏流，但它既不過時、亦不狹隘，也正由於其兼容並蓄的氣度，讓我們這群初入門者懂得珍惜伴隨著台灣文學的成長而含藏其中的可貴價值，那就是：接受差異，容忍異己。所以，儘管社會上的有色眼光從來沒少，但我們一直走得理直氣壯，因為我們知道「台灣文學」的樣子，也有充分的力量和立場回應外界的質疑。

「台灣文學」話語和定義的爭奪

而抱持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觀點的蔣為文副教授，在進入成大台文系任教後，則開始在系上、課堂上提出其嶄新的「台灣文學觀」，歸結起來，蔣副教授最簡單也最基礎的立論有三：1.1875年來到台灣的蘇格蘭牧師巴克禮是「台灣文學之父」；2. 台灣文學（只）包含原住民語文學、客語文學及台語文學；3.說華語是「殖民統治遺毒」的呈現。

無可諱言的，巴克禮牧師在台灣確實留下了幾項相當重要的貢獻：1.創設台南神學院，培養本地傳教人才；2.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推動白話字教育；3.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4.編著《增補廈門音漢英大辭典》。但是，姑且不談自海權時代以來，西方白人傳教士挾「解救」之名，來到亞、非等在他們眼中落後、不文明的地區，藉由傳播上帝的福音，遂行資源掠奪或殖民開化的目的（這裡我指的不是某一特定個人，而是結構性的現象）；我們想知道的是，巴克禮牧師的眾多成就中，到底哪一項足以使其榮登「台灣文學之父」的寶座？我猜，除了著眼於巴克禮牧師戮力推廣白話字與辦報紙的成績，更包含了他在《台灣府城教會報》上以「全羅」的書寫方式發表過幾篇文章，例如：〈感謝與祈求〉、〈台灣南部設教七十年的回顧〉、〈府城教會報第一張〉、〈臺灣島〉等等，以此作為奠定其「文學之父」名聲的基石。從這些文章篇名來推測，巴克禮牧師所寫，大抵為其來台宣教或在此從事相關活動的紀錄、心情、或所見所聞，應可歸屬於隨筆或雜文的範疇，就文學文類的界定上，隨筆、雜文當然也是「文學」的一種，所以我們不否認巴克禮牧師具有「文學創作者」的身分，甚至根據黃得時教授和葉老的定義，他當然也是「台灣文學作家」，但倘若要將其冠以「台灣文學之父」的名銜，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斟酌與考量。

例如，幾乎已然成為多數台灣文學學習者或閱讀者共識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之所以獲得如此盛譽，除了創作質量俱佳以外，他同時還是「一位把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根本精神，付之實踐，注重實際的創作，以作品來啟示及領導眾多台灣作家的力求上進的導師。」賴和不僅開創了「台灣新文學」的傳統，更在作品中深植抗議精神、人道關懷以及知識份子的良心，那是不因時間流逝而消失的價值，是在這樣的認知上，我們稱其為「台灣新文學之父」。換句話說，「文學之父」除了生產文學作品，更重要的還在於對文學文體的開創性與作品內容的影響力等面向。巴克禮神父在白話字的推廣教育上，絕對有其不容抹煞的歷史定位，但其所書寫的作品，在宣揚教義、或異國風光的描寫之外，對於當時乃至於後來的台灣人，是否具有更深刻或重要的意涵，我想，是可以有更多的討論和解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