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整個事件，已經不是「黃春明」事件的問題，而是變成「蔣老師」事件。並且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台語文學」本身的問題，是「蔣老師個人」的問題。關於台語文學，我個人在台文系第七年，也努力學習羅馬字，也修過過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也讀過關於台語文學方面的書籍。蔣老師在台文系中對台語文學有所貢獻，這是值得肯定的部份。但是一個系的發展，也必然不是只有「台語」或其它「母語」而已，更多的是文化、歷史、社會、文學，從早期台灣原住民到台灣文學最近十年內的長遠歷史的脈動。外面的人常問：「台文系就是在學台語嗎？」而這次事件諷刺的是剛好滿足了一般人對台灣文學的窄化看法，無視於其它文學、文化、歷史，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文學及理論的學習的面向。

Hannah Arendt面對錫安主義時，同樣身為猶太人，但是對猶太復國主義保持距離。錫安主義者在戰後回到他們的應許之地，但是對已經在當地居住許久的巴勒斯坦人形成壓迫關係，有意思的是，許多財大氣粗的猶太人左右了美國政治和經濟，但不若Hannah Arendt思考那麼多問題。至今有許多研究者在談印度的問題，許多人在談巴勒斯坦的問題等等，都仍是渴望以和平共存為基礎。而法蘭克福學派同樣以猶太人居多，但他們的貢獻成為更多數人的文化資產，但猶太人及其文化至今也都還存在，絕對不是一個區區的以色列。（我在大學部時，蔣老師上課說過，「你們都跑去關心樂生療養院，卻不關心台語教育的問題」。我今天如果不是想努力學台語或是瞭解台語文學發展，我還會來修這堂課嗎？另外，台灣難道就只有母語要爭取權利嗎？難道就沒有其它社會問題須要關心嗎？）」..........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