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磚」初論與苦惱

by Paz Lee on Thursday, June 2, 2011 at 6:53am

李瓜  成大台灣文學博士     

      對凡是出身於成大臺灣文學所的人來說，蔣為文副教授（下文簡稱蔣）的文學觀，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而蔣在五月二十四日臺灣文學館與作家黃春明（下文簡稱黃）「臺語文」書寫議題引發的衝突，說實在話，相較於藉此促使所內建立起令人尊重，習於各種意識形態、立場的學術討論風氣，以及讓蔣、黃所宣揚的文學觀被理解與公評的想望。其衝突現場所出現的「可恥」、「五字經」等等用語就不那麼讓人震驚、值得沮喪了。基於這樣的認知，因蔣黃衝突引發的討論，將會是臺灣文學發展的一件好事。然則好事是需要善意的「磚塊」構築。因此，筆者在此拿出三塊「磚」，對此事件發抒一點感想。

第一塊：「臺語」自我命名的權利

眾所皆知，遠的不說，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統治者即將當時臺灣多數人所講的語言稱作「臺灣話」、「臺灣語」，或「臺語」。即使在1930年代「臺灣話文論爭」期間，當時支持臺灣話文、講臺灣話的臺灣人都習於接受、理解「臺語」這樣的命名。而當時對此持反對意見者亦不多見（或說不成氣候）。時至戰後，「臺語」此稱呼習慣及其指涉，仍被多數臺灣人所理解、沿用。然而這被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理解的名稱，卻不被現今的教育部所承認、沿用，官樣地逕自將之改作「閩南語」。此舉，筆者不以為然。

「臺語」不就是此語族的「自我命名」嗎？即使是日本殖民者曾經用過。這無涉於現今臺灣全稱的用法，也無損於國內其他族群：如「客語」、「原住民語」、「國語」等語言使用者的存在價值、權利。更不用說，有實質壓迫到他們的族群文化的可能。更遑論「臺語」等於「福佬沙文主義」的指控了。因此，改名「閩南語」的動作無疑是政治決策。反過來說，欲與「中國的一省」意涵作區隔，力阻「臺語」不能改作「閩南語」的主張，就不能從政治考量立言嗎？在民主的臺灣，這「臺語」語族的自我命名自有其正當性，這也是其政治權利。國家機器無權剝奪。

第二塊：殖民文化的細緻分析

這次的衝突，事後無論是為黃遭受羞辱要成大負責，或蔣孤上電視媒體、開記者會伸揚理念，公布該演講錄音檔等等動作。廣義而論，無非「政治」。然則論作「政治」並無貶義，這原是民主社會的一種運作方式，為人所熟知的常態，不足為奇。但是何以事後的討論，論蔣對黃抗議紙牌上：「台灣作家用殖民語言寫作無恥」、「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等等標語，會成為非議的箭靶？雖然有論者，指蔣的「臺灣語文」包含了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試圖回應對其文學觀窄化、沙文的指控。然筆者以為，這不是維護蔣論的核心；「殖民語言」云云才是引發兩人衝突的所在，值得申論的關鍵字。雖然，據聞黃對可恥一詞甚為惱怒，進而引為衝突的原因。

然而更關鍵的是「殖民」一詞，這詞的字面意義並不難懂（不嫌麻煩，其意義查一下字典即可）。但若以此作為臺灣文學論述，以至作為批判他人文學觀的關鍵用語的話，那它的作用，就不會只是「抗議」的政治修辭，激怒人的禁忌而已。熟知臺灣歷史的人皆知，臺灣文學是伴隨不同政權的更迭而發展的，各個時代的文體皆烙下許多殖民傷痕。臺灣現代文學的成形，自有其複雜的殖民現代性的脈絡。因此，我們後輩的文學研究者對「殖民」的關注，即無可逃避地須對殖民影響作多面向（語言、文學思潮、政經社會等）的文化分析。　　就現今的語言環境而論，視「華文」為殖民語言，批判「國語」政策的失當，理當是為重建自然多元的語言環境而發聲。進一步來說，臺語文運動者該爭取的是與「華文」以至其他語文同等的政治權利。當然我們不會單純地以為，任何一種語言運動不會受到族群政治的拉扯，但若將「華文」簡化成殖民意識型態的產物，試圖將之排除於臺灣文學之外，無異也是另一種政治單純論。

再者，如果蔣視「華文」為殖民語言的見解可行，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白話字」以及日治時代臺灣文學（日文）的存在？因此，所謂的「後殖民」論者，也得承認那個「後」絕非單純的「去」殖民而已。即使蔣認為「華文」是殖民語言，但也有論者提出「臺灣國語」（華文）之說。後者之論，不僅意味著「去殖民」的難度，也彰顯的文化混雜及容受的現實性。依此，蔣理應欲批判的應是創作者文學觀（意識型態），而非黃的書寫語言本身，雖然黃自稱是我們中國人，不合現今的臺灣認同主流。但重點在於，蔣所守護的臺語文學，與華文文學的存在並不衝突。「臺語文」、「華文」與其他語文皆是臺灣文學的書寫語言之一。同樣的，臺語文學的運動者與理論建構者是無法避開殖民文化的複雜性不談，逕自切割。

第三塊：多元主體的文學觀

站在支持臺語文的立場，筆者以為蔣的激進論述，當以「國語」政策作為主要批判對象，而非個人。個人不過是體制產物，黃對臺語文的誤解與影響，其實蔣過度高估。國家機器才是造就「國語」意識型態的元兇，造成語言的強勢與弱勢的重要推手。上帝的苛求，祂不要追求現代國家的臺灣人，重複國語意識型態的法西斯手段與思維。媽祖婆降旨，告訴我們理應追求的是，多元族群及其語言的繁盛，這是人權國家的表徵。

筆者以為臺語文運動在策略上，應認知到國內所有的弱勢語言的存廢，與國家的語言政策息息相關。此點，應要求執政當局立即回應，並作積極、具體的政策宣告。其次，應該擴大戰線，與其他語文運動者成為結盟關係（包括華文），共同打破普遍存在的「國語」意識形態及其相應的國家機制（如現今考試，教學語言，官式語言等）。再者，差異即存在。應該重新思考現代國家的「國語」政策的侷限。國族的建立與語言認同不宜畫上等號，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過去講「日語」的臺灣人自治運動的追求，講「臺語」的西拉雅族的文化認同，唱「太平洋的風」的胡德夫的阿美族身分。多元的族群認同與國族建構並不衝突。

總之，筆者欲彰顯的是多元主體的思考，理想上，藉以成為豐富臺灣文學內涵的條件。相對於現今強勢的華文，臺語文運動者首要問題是思索如何普及、廣為人接受的市場問題，這是當年臺灣話文支持者的老問題，也是筆者苦惱的論題。然而有一點是幸運的，現今的臺語文書寫，已無須國族式地擔負「臺灣文學」定名問題。